山东白癜风科医院 https://m-mip.39.net/disease/mip_9383999.html本文作者范文发，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，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，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。曾当过大学教师、企业管理。业余喜爱创作，出版过《白山黑水》《重做上海人》《边城盛放金达莱》等纪实文学多部。原题寻找回来的精神经历过“文革”的国人，尤其是上海人，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“徐老三”(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、第二书记姚文元)，相信大家不会陌生。而张、姚长年在中央，“徐老三”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。
这位“徐老三”就是徐景贤。
“文革”前一年，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，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。那时的他作派儒雅，说话慢条斯理；他写过通讯《党的儿子穆汉祥》、话剧《年轻的一代》、散文《生命如火》等作品。在我心里，他是个文化人。
有句话说得好：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，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；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，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。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印证了这一点。
一时间，发动者号召人们造反、夺权，上演着层出不穷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闹剧。有着很强“党的组织观念”的文化人徐景贤，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。
记得那是年夏天。我所在的控江中学，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，成了全市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典型。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。在我眼里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、舞动着双手，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；最后是举臂高呼：“革命小将们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”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。也就在这时，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，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。
一年后，我在寒风昂扬、哭声嘹亮的氛围中，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。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：市领导徐景贤同志、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！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，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，哪有闲心去
